許多讀者總以為我小說中的某個女性，是我戀人的影子。那就大錯特錯了。她們僅是一些文學加工了的知青形象而已。是很理想化了的女性。她們的存在，只證明作為一個男人，我喜愛溫柔的，善良的，性格內向的，情感純真的女性。
有位青年評論家曾著文，專門研究和探討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筆底下的女性形象，發現他們（當然包括我）傾注感情著力刻畫的年輕女性，盡管千差萬別，但大抵如是。我認為這是表現在一代人的情愛史上慘淡的文化現象和傾向。開朗活潑的性格，對于年輕的女性，當年太容易成為指責與批評的目標。在和時代的對抗中，最終妥協的大抵是她們自己。
文章又進一步論證，縱觀大多數男性作家筆下繾綣呼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結論——在情愛方面，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
我認為這個結論是大致正確的。
我那個連隊，有一排宿舍——破倉庫改建的，東倒西歪。中間是過廊，將它一分為二。左面住男知青，右面住女知青。除了開會，互不往來。
幸而知青少，不得不混編排。勞動還往往在一塊兒。既一塊兒勞動，便少不了說說笑笑，卻極有分寸。任誰也不敢超越。男女知青打打鬧鬧，是違反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的，是要受批評的。
但畢竟都是少男少女，情萌心動，在所難免，卻都抑制著。對于當年的我們，政治榮譽是第一位的。情愛不知排在第幾位。
星期日，倘到別人的連隊去看同學，男知青可以與男知青結伴而行，不可與女知青結伴而行。為防止半路匯合，偷偷結伴，實行了“批條制”——離開連隊，由連長或指導員批條，到了某一連隊，由某一連隊的連長或指導員簽字。路上時間過長，便遭訊問——哪里去了？剛剛批準了男知青，那么隨后請求批條的女知青必定在兩小時后才能獲準。堵住一切“可乘之機”。
如上所述，我的初戀于我實在是種“幸運”，也實在是偶然降臨的。
那時我是位盡職盡責的小學教師，23歲。已當過班長、排長。獲得過“五好戰士”證書，參加過“學習毛主席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但沒愛過。
我探家回到連隊，正是九月，大宿舍修火炕，我那二尺寬的炕面被扒了，還沒抹泥。我正愁無處睡，衛生所的戴醫生來找我——她是黑河醫校畢業的，27歲。在我眼中是老大姐。我的成人意識確立得很晚。
她說她回黑河結婚。她說她走之后，衛生所只剩衛生員小董一人，守著四間屋子，她有點不放心。衛生所后面就是麥場。麥場后面就是山了。她說小董自己覺得挺害怕的。最后她問我愿不愿在衛生所暫住一段日子，住到她回來。
我猶豫。顧慮重重。
她說；“第一，你是男的，比女的更能給小董壯壯膽。第二，你是教師，我信任。第三，這件事已跟連里請求過，連里同意。”
我便打消了重重顧慮，表示愿意。
那時我還沒跟小董說過話。
衛生所一個房間是藥房（兼作戴醫生和小董的臥室），一個房間是門診室，一個房間是臨時看護室（只有兩個床位），第四個房間是注射室消毒室蒸餾室。四個房間都不大。我住臨時看護室，每晚與小董之間隔著門診室。
除了第一天和小董之間說過幾句話，在頭一個星期內，我們幾乎就沒交談過。甚至沒打過幾次照面。因為她起得比我早，我去上課時，她已坐在藥房兼她的臥室里看醫藥書籍了。她很愛她的工作，很有上進心。巴望著輪到她參加團衛生員集訓班，畢業后由衛生員轉為醫生。下午，我大部分時間仍回大宿舍備課——除了病號，知青都出工去了，大宿舍里很安靜。往往是晚上十點以后回衛生所睡覺。
“梁老師，回來沒有？”
小董照例在她的房間里大聲問。
“回來了！”
我照例在我的房間里如此回答。
“還出去么？”
“不出去了。”
“那我插門啦？”
“插門吧。”
于是門一插上，衛生所自成一統。她不到我的房間里來，我也不到她的房間里去。
“梁老師！”
“什么事？”
“我的手表停了。現在幾點了？”
“差五分十一點。你還沒睡？”
“沒睡。”
“干什么吶？”
“織毛衣呢！”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只有那一次，我們隔著一個房間，在晚上差五分十一點的時候，大聲交談了一次。
我們似乎誰也不會主動接近誰。我的存在，不過是為她壯膽，好比一條警覺的野狗——僅僅是為她壯膽。仿佛有誰暗中監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使我們不得接近。亦不敢冒然接近。但正是這種主要由我們雙方拘謹心理營造成的并不自然的情況，反倒使我們彼此暗暗產生了最初的好感。因為那種拘謹心理，最是特定年代中一代人的特定心理。一種荒謬的道德原則規范了的行為。如果我對她表現得過于主動親近，她則大有可能猜疑我“居心不良”。如果她對我表現得過于主動親近，我則大有可能視她為一個輕浮的姑娘。其實我們都想接近，想交談，想彼此了解。
小董是牡丹江市知青，在她眼里，我也屬于大城市知青，在我眼里，她并不美麗，也談不上漂亮。我并不被她的外貌吸引。
每天我起來時，爐上總是有一盆她為我熱的洗臉水。接連幾天，我便很過意不去。于是有天我也早早起身，想照樣為她熱盆洗臉水。結果我們同時走出各自的住室。她讓我先洗，我讓她先洗，我們都有點不好意思。
那一天中午我回到住室，見早晨沒來得及疊的被子疊得整整齊齊，房間打掃過了，枕巾有人替我洗了，晾在衣繩上。窗上，還有人替我做了半截紗布窗簾。放了一瓶野花。桌上，多了一只暖瓶，兩只帶蓋的瓷杯，都是帶大紅喜字的那一種。我們連隊供銷社只有兩種暖瓶和瓷杯可賣。一種是帶“語錄”的，一種是帶大紅喜字的。
我頓覺那臨時棲身的看護室，有了某種溫馨的家庭氣氛。甚至由于三個耀眼的大紅喜字，有了某種新房的氣氛。
我在地上發現了一截姑娘們用來扎短辮的曲卷著的紅色塑料繩。那無疑是小董的。至今我仍不知道，那是不是她故意丟在地上的。我從沒問過她。
我撿起那截塑料繩，萌生起一股年輕人的柔情。
受一種莫名其妙的心理支配，我走到她的房間，當面還給她那截塑料繩。
那是我第一次走入她的房間。
我靦腆之極地說：“是你丟的吧？”
她說：“是。”
我又說：“謝謝你替我疊了被子，還替我洗了枕巾……”
她低下頭說：“那有什么可謝的……”
我發現她穿了一身草綠色的女軍裝——當年在知青中，那是很時髦的。還發現她穿的是一雙半新的有跟的黑色皮鞋。
我心如鹿撞，感到正受著一種誘惑。
她輕聲說：“你坐會兒吧。”
我說：“不……”
立刻轉身逃走。回到自己的房間，心仍直跳，久久難以平復。
晚上，衛生所關了門以后，我借口胃疼，向她討藥。趁機留下紙條，寫的是——我希望和你談一談，在門診室。
我都沒有勇氣寫“在我的房間”。
一會兒，她悄悄地出現在我面前。
我們也不敢開著燈談，怕突然有人來找她看病，從外面一眼發現我們深更半夜地還呆在一個房間里……
黑暗中，她坐在桌子這一端，我坐在桌子那一端，東一句，西一句，不著邊際地談。從那一天起，我算多少了解了她一些：她自幼失去父母，是哥哥撫養大的。我告訴她我也是在窮困的生活環境中長大的。她說她看得出來，因為我很少穿件新衣服。她說她腳上那雙皮鞋，是下鄉前她嫂子給她的，平時舍不得穿……
我給她背我平時寫的一首首小詩。給她背我記在日記中的某些思想和情感片斷——那本日記是從不敢被任何人發現的……
她是我的第一個“讀者”。
從那一天起，我們都覺得我們之間建立了一種親密的關系。
她到別的連隊去出夜診，我暗暗送她，暗暗接她。如果在白天，我接到她，我們就雙雙爬上一座山，在山坡上坐一會兒，算是“幽會”，卻不能太久，還得分路回連隊。
我們相愛了。擁抱過，親吻過，海誓山盟過。都稚氣地認為，各自的心靈從此有了可靠的依托。我們都是那樣地被自己所感動。亦被對方所感動。覺得在這個大千世界之中，能夠愛一個人并被一個人所愛，是多么幸福多么美好！但我們都沒有想到過沒有談起過結婚以及做妻子做丈夫那么遙遠的事。那仿佛的確是太遙遠的未來的事。連愛都是“大逆不道”的，那種原本合情合理的想法，卻好像是童話……
愛是遮掩不住的。
后來就有了流言蜚語，我想提前搬回大宿舍。但那等于“此地無銀三百兩”。繼續住在衛生所，我們便都得繼續承受種種投射到我們身上的幸災樂禍的目光。輿論往往更沉重地落在女性一方。
后來領導找我談話，我矢口否認——我無論如何不能承認我愛她，更不能聲明她愛我。
不久她被調到了另一個連隊。
我因有著我們小學校長的庇護，除了那次含蓄的談話，并未受到怎樣的傷害。
你連替你所愛的人承受傷害的能力都沒有，這真是令人難堪的事！
后來，我乞求一個朋友幫忙，在兩個連隊間的一片樹林里，又見到了她一面。那一天淅淅瀝瀝地下著雨，我們的衣服都濕透了。我們擁抱在一起流淚不止……
后來我調到了團宣傳股。離她的連隊一百多里，再見一面更難了……
我曾托人給她捎過信，卻沒有收到過她的回信。
我以為她是想要忘掉我……
一年后我被推薦上了大學。
據說我離開團里的那一天，她趕到了團里，想見我一面，因為拖拉機半路出了故障，沒見著我……
1983年，《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獲獎，在讀者來信中，有一封竟是她寫給我的！
算起來，我們相愛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我當即給她寫了封很長的信，裝信封時，即發現她的信封上，根本沒寫地址。我奇怪了，反復看那封信。信中只寫著她如今在一座礦山當醫生，丈夫病故了，給她留下了兩個孩子……最后發現，信紙背面還有一行字，寫的是——想來你已經結婚了，所以請原諒我不給你留下通訊地址。一切已經過去，保留在記憶中吧！接受我的衷心的祝福！
信已寫就，不寄心不甘。細辨郵戳，有“樺川縣”字樣。便將信寄往黑龍江樺川縣衛生局。請代查衛生局可有這個人。然而空谷無音。
初戀所以令人難忘，蓋因純情耳！
純情原本與青春為伴。青春已逝，純情也就不復存在了。
如今人們都說我成熟了，自己也常這么覺得。
近讀青年評論家吳亮的《冥想與獨白》，有一段話使我震懾——“大概我們已痛感成熟的衰老和污穢……事實上純真早已不可復得，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們還未泯滅向往純真的天性。我們丟失的何止純真一項？我們大大地褻瀆了純真，還感慨純真的喪失，怕的是遭受天譴——我們想得如此周到，足見我們將永遠地離遠純真了。
“嚎啕大哭吧，不再純真又渴望純真的人！”
他正是寫的我這類人。